逃离车⾂⼤清洗的男同性恋

文／  Masha Gessen from New Yorker

译／ Luke、张阿巽

封/Ben Wiseman (The New Yorker)

大概在二月末或三月初的时候，Ali在自己位于Grozny（车臣首都）的公寓里接到了一通当地警官打来的电话。“穿好衣服，我们得带你去趟局子”，那男⼈说道。Ali拔出手机的SIM卡，把它插进另一部没用过的手机，然后把自己常用的那部手机藏了起来。Ali刚弄完，两名警官就来敲门了。他们把Ali押进车里，把车开到旁边的一条路上，那儿有另外两部车在等着。这两个男人把Ali押进其中一部车的后座，随后也钻了进去。

“他们按着我的头，所以我看不见我们在往哪儿走。”约莫三十岁的Ali这样告诉我。很快，车在⼀座没有任何标识的大楼前停了下来。Ali看见两个他认识的男人站在大楼前面，“他们的脸都被打肿了。其中一个人说，‘我把所有事都告诉了他们’。”

Ali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他们的头头坐在那儿，岔着双腿”，Ali接着说，“他说，‘你把它塞在你P*眼里。’我开始否认一切。”那头头询问Ali关于另一 个男人 的事，Ali知道那个男人是同性恋。那天早上，这个男人给Ali打了电话，希望他们能够见一见。“我知道如果他们折磨他，他一定会崩溃，然后把每个人都供出来，”Ali告诉我。Ali告诉警察，自己认识那个男人，那是他的一个生意客户。“他们开始殴打我。我一直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车臣有同性恋。”

警官们把Ali带到一个地下室里，中间有一间大屋子，周围则是一些小屋子。在其中一间小屋子里，警官们把牢犯的头按在一缸冰水里；在另一间小屋子里，他们把通电的像晾衣夹一样的夹子，夹在牢犯的耳垂、手指或脚趾上。这些牢房里关着的男男女女，尖叫着被拳头和棍棒一顿乱打。

看守牢房的人折磨完Ali，把他带回楼上见他们的头头，然后再把他带回地下室里继续折磨，如此反复。每一次Ali被讯问，那头头便要他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并交待其他同性恋的名字。每一次Ali都矢口否认。他知道他的电话不会透露任何信息。

Ali已经失去了时间感。最终，他被丢进一个牢房里，没有任何食物。Ali通过数自己被允许去洗澡并且喝洗澡水的次数来计算日子。他一共喝了七次水，这意味着他被拘留了超过一周。

随后Ali被释放了，他被要求不要关掉⼿机；看守牢房的人告诉他，会有一通电话找他。

这不是Ali第一次因为性取向而被攻击了。在先前的三次遭遇里，他被诱骗、被打、被抢。几乎所有我采访过的车臣同性恋都有过被诱骗的经历 - 通常被他们在网上认识的人诱骗 - 然后被打，有时候被强奸，之后通常还会被勒索。

暮冬后，发生在车臣的事已经不止是殴打和勒索了。Ali是在最近逮捕同性恋的风波中第一批被关押的人之一，而拘留的命令来自于车臣政府的高层。那些被捕随后又被释放的同性恋者，给俄罗斯社交网络上的车臣同性恋私密组发出了骇人的警告。

四月一号那天，一家著名的长期追踪报道车臣事宜的莫斯科报纸Novaya Gazeta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已确认此次大清洗已经造成了超过一百起拘留和三起死亡。从五月末发布的⼀份⼈权观察报告来看，这些扫荡是从二 月的最后⼀周开始的，当时一名年轻男子因为使用毒品而被逮捕。警方在他手机上发现了男人的照片，并且顺着他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确认了他是一名同性恋。因为不堪折磨，这名男子据说交代了其他男同性恋的名字，随后警方便开始逮捕这些人。一些媒体报道声称，车臣已经把男同性恋者们关押在了“集中营”里，但是幸存者的证词则证实了有超过六个拘留所，在那儿男同性恋们会被拘留超过数周。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会被折磨。其中一些人被释放，而另一些则被交给他们的亲属，据幸存者称，这些亲属会杀死那些是同性恋的家庭成员。随着媒体们对于这些清洗的报导，车臣领导人Ramzan Kadyrov宣布，车臣不存在同性恋。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大部分时间里都选择忽视有关这些暴⼒事件的问题，或者干脆付之一笑。一位外交部的发言人对一名芬兰记者说，Kadyrov可能会组织一场视察，这样他就能自己看看车臣是否有同性恋存在了 - 这听起来像⼀个威胁。

车臣总统卡德罗夫

车臣是俄罗斯联邦八十五个联邦主体之一，是一个非宗教国家。事实上，它是一个国中国，由 Kadyrov领导，背后是普金在支持。Kadyrov领导的车臣是一个更加极端的俄罗斯：一个用宗教对人民强加控制的黑手党性质的国家。普京通过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密切联系获得了一部分权威， Kadyrov则依靠着简化版的伊斯兰教。喝酒（严格来讲是合法的），使手毒品（不合法），女性衣着不整或抽烟，未婚男女之间有任何联系，以及公开的性表达，都会被执法部门以及当事人的家族督察。

伊斯兰教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担任着车臣的文化粘合剂。在1990年代初，车臣大力支持脱宗教运动，以此来脱离俄罗斯。莫斯科以发动战争作为回击，在1994年到1996年期间摧毁了这个地区。车臣的第二次抵抗则与清真寺联合了起来。1999年，当俄罗斯第二次向车臣发起进攻时，它面对的是一群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战士的男人们。在千禧年建立起来的⽀持莫斯科的政府通过利用大量的宗教旨意来强化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迫害那些被认为是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教分支。尽管许多车臣人对古兰经只有最浅显的认知，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几乎所有女性现在都用黑纱遮盖自己，喝酒被严格地限制，任何微小的性表达都被禁止。

从2012年开始，LGBT人士开始成为克林姆林宫政治宣传的主要目标。同年，普金在群众的抗议声中连任了第三届俄罗斯总统。作为回应，克林姆林宫开始对同性恋抗议者们进⾏钓鱼执法。一连串城市，最终乃至联邦议会都通过了法案来禁止“在少数人群中宣传非传统的性关系”。电视节目主持人们大肆批判他们想象当中试图掰弯俄罗斯青少年的LGBT⼈群。（当时我住在俄罗斯，并且参与了反对当局以及反同法的抗议。）反同暴力蔓延开来，莫斯科中心的一间餐厅不得不贴出警告，上面写着“禁止以反同为由的任何暴力”。

在我采访Ali的两天前，一名叫做German Sterligov的俄罗斯商人在莫斯科开了他的第五家餐馆；他在圣彼得堡也有四间店。这五家餐馆都贴着一张告示：“基佬禁止入内”。俄罗斯媒体大多把关注集中在这些餐馆的高昂价格上，而非其入口的告示。在最近的一次开业时，一本来自莫斯科的流行网络杂志发表了一则专栏，称这张告示是一次失败的玩笑之举。这则专栏的署名是一位著名的书评人，一个结了婚的异性恋女人，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很抱歉，你们缺点儿幽默感，基佬们。”

治安小组通过网络诱捕同性恋男子，并且拍下侮辱、折磨他们的视频，现在这些行为在许多城市都得以免予惩处。据一家帮助那些寻求避难的LGBT人士的美国组织Immigration Equality称，在他们客户逃走的国家里，俄罗斯一直排在前五名之中；成百上千的人在美国和西欧寻求避难。

Ali被释放之后回到家里，那儿住着他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回家的路上，他花掉荷包里的600卢布（大概比10美金多一些），买了一袋糖果。当他回家时，一向只问他“你给我带了什么”的四岁女儿连看也没看它一眼。“我们就只坐着，拥抱彼此、哭泣，只两个小时。”Ali说着，又哭了起来。他告诉他的妻子，警察觉得他认识他们想找的人，所以拘留了他。就现状而言，这个故事是真的。

许多在清扫中被抓起来的男人们都结了婚。在车臣，这里根本没有“作为同性恋”的概念 - 绝大多数我采访过的男人都谈及过，他们也曾相信这片土地上没有其他同性恋 - 而且结婚生子的压力是巨大的。 Ali一直都想要孩子。在他第一任妻子发现自己不孕之后，她离开了他。在他的第二次婚姻中，他告诉我，“是阿拉赐予了我孩子”。Ali希望成家可以使他“成为一个男人”。他甚至以为这已经奏效了，因为他在和妻⼦进行性生活时没有遭遇任何麻烦。但是当他想尝试和其他女人婚外恋来证实自己的男子气概时，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和她们Z爱。“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他问我，“为什么我和我妻子睡觉没有任何问题？”

Ali小心地保护着他的家庭。“我只搞一夜情，”他告诉我，“我从来没有过一段关系，即便我很想要。因为我知道，那肯定会留下些短信什么的。有一次，有个男人在我公寓前的椅子上坐了好几天，等我去见他。我很想去，但是我知道我不能。”Ali同样也在保护自己，“我许多亲戚都在执法部门工作。我的兄弟会像宰只鸡一样把我杀了。”

Ali没有考虑过离开车臣。他和他的家⼈搬进一间新公寓 - 这次搬家是计划好的 - 然后他就回去继续工作。几周之后，一个他旧公寓处的邻居打来电话，告诉他执法部门来找过他。之后Ali又接到一个同性恋朋友Nokhcho的电话，说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被捕了，交代出了他的名字和地址。Nikhcho说： “你必须得离开这儿。”

Ali告诉他的妻子他必须去外地工作。随后他开了两个半小时的车，到达邻近的一个叫Dagestan的地区，在这儿被车臣执法部门拘留的机会要低一些。“但是我不能假装连续这么多天都在工作。”他说。他开始回家，匆匆吃个饭就走，到Dagestan或另一个邻近的地区North Ossetia。 “我经常不在家过夜，”他说，“我在家的时候不敢出门去商店，但又怕不出门，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和我的妻子解释。他们肯定会抓到我的。”

Nokhcho二十八岁，上过大学，说话条理异常清楚。像Ali一样，他留着黑色的胡子，有一双浅色的眼睛。跟Ali不同的是，Ali是个大肚子，来和我见面时总穿着运动裤，而Nakhcho健身，穿着紧身的T恤和牛仔裤，它们看起来像是专门为车臣的舞厅准备的。

Nokhcho和一个男人维持着一段关系。他五年的伴侣是他的一名远亲 - 虽然在车臣并没有真正的远亲一说。家庭之间维持着巨大的关系网，它们可以跨越城市甚至国家；他们照顾彼此，抚养家族中的孤儿，可以无由地为亲戚们提供居所，可以一起做生意。这种互依互靠的关系使得车臣人民在过去发生的种种暴力之后存活了下来。家庭对于Nikhcho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我喜欢那些家庭聚餐，”他说，“因为我和我的伴侣是亲戚，所以⼤家觉得我们只是兄弟而已，在节日里或者一些家庭聚会上，我们都能够呆在一起。”他们甚至共同承担抚养祖母的责任 - 严格来说，她只是他们之中一人的祖母，但在家族结构上来讲，她属于他们两边。

但是家族之中也执行着比传统法律更残暴的规则。家庭成员间实行着所谓的“荣誉谋杀”，用来对付那些被认为与男人有不恰当接触的女人，同样，他们也会谋杀那些给家族蒙羞的男人。Nokhcho告诉我，“如果我的家人发现......我不只是在说男人 - 我的意思是，我们家族里会有女人也想杀掉我。”

在三月末，Nokhcho被拘留了。他成功说服了警察，逃了出来，但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得救。作为防范，他断掉了和他所有同性恋朋友的联系 - 他的“女朋友们”，他这样称呼他们- 除了Ali。在四月初，Nokhcho接到一个搬去西欧的旧“女友”的电话。他让Nokhcho给俄罗斯的LGBT组织 Russian LGBT Network（以下简称为Network）打电话，Network位于圣彼得堡，他们同时也协调着分布在这个国家中的许多更小的组织。Network为车臣同性恋设立了一条热线，并且还提供了一套撤离方案。Nokhcho说，“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圈套吗？’”

Nokhcho拨通了这个号码，Network告诉他，他们可以帮他离开车臣，让他先躲在莫斯科，最终帮他离开俄罗斯。Nokhcho给Ali打了电话。他们俩做了多年的朋友，久到足以让他们互相倾诉，就算他们的一些熟识已经消失，并且很有可能是因为被自己信任的人所出卖了。Nokhcho跟Ali讲了Network 的事。Ali说，“这是一个陷阱。”但是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了。

他们俩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发给了Network，Network给他们买了到莫斯科的机票。Ali告诉他的妻子，自己在一个俄罗斯的大城市里找到了工作。Nokhcho的伴侣留了下来，继续照顾他们的祖母。

五月份，一群为Network工作的俄罗斯活动家们把我介绍给了当时躲在莫斯科的一群男人；他们八个人都接受了我的访问。随着反同暴力在这个国家蔓延，Network决定不仅要记录下这个情形，同时也要为受害者提供有限的帮助。工作人员设立了热线，接听举报暴力袭击的电话，并且在两种情形下提供撤离方案，帮助他们搬到更大的、理论上安全一些的城市。但是他们对北高加索由穆斯林主导的共和体知之甚少，像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这些活动者们认为那是一个陌生的、与世隔离的世界。

当活动者们听说了车臣的大清洗后，他们设立了一个邮箱地址和一个电话号码，以供车臣人联系他们。“那些深更半夜里打进来的电话开始大量涌入，”负责接电话的人告诉我。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这些夜间电话打来以前从来没去过车臣，对车臣也知之甚少。那些对话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因为人们试图弄清，他们是否能够信任我。”

这项莫斯科行动由一个小分队运行，包括两名拉拉，Olga Baranova和Tatiana Vinnichenko。在我到访之际，他们已帮助35人逃离了车臣。另外10人则早已自行离开，一旦脱离车臣就会寻求帮助。在我离开莫斯科后，离开的人数还在增加。但也有4个人，在买了机票后就和行动人员失去了联系。

Baranova和 Vinnichenko对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并没有具体计划过，因为她们认为这些人会很快离开俄罗斯。她们未曾意识到，即便在最为明朗的情况下，难民签证的办理也要花费数月。目前有四十多人被安排暂住俄罗斯。Baranova今年39岁，曾经从广告执行，6年前有孩子后开始自由职业。一年之后，她决定要跟其他有孩子的同性恋家庭共同⽣活。政府的反同运动阻碍了她的计划，她便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LGBT社区中心。

据说是车臣第一个同性恋集中营所在地

这个中心于2015年下半年开放，位于莫斯科中部一所荒废的大楼里，沿着一个走廊占三间房。这里有电影放映室，互助小组，两个合唱团，其中一个供跨性别女性练习更高的音域，另外一个则供休闲唱歌。这个中心现在也是车臣救助计划的俄罗斯总部。这一队伍包括一名行政助理，负责管理从世界各地募集的资金；一名心理治疗师，负责为逃离者们提供治疗；一名心理医生，负责记录详细的口述，希望能在将来作为证据起诉施暴人员；还有一名医疗协调员。从车臣来的逃离者医疗需求很大，有些刚逃离扣押，身负重伤需治疗。其中一人刚抵达中心时，下巴开裂，必须缝针。其他人则⽆法在车臣获得常规医疗照顾，担心被驱逐。Baranova说，有些逃离者感染上了艾滋，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到了莫斯科才得知自己的病情。Baranova留着灰色短发，圆脸，她租了两套公寓，相隔约两公里，她去看望这些来自车臣的幸存者一般都骑滑板车或电动滑板。她看起来就像一个严肃的女同性恋管理员，每次一到中心，她便招呼大家，拥抱、亲吻他们，温柔地说一句“你好，亲爱的” -，接着便开始快速浏览清单。大家吃药了吗？他们遵守安全条约了吗？这些车臣幸存者们担心，Kadyrov的力量会找到他们。Baranova十分鼓励大家丢掉旧手机，只用他们在俄罗斯拿到的SIM卡和手机。她还搭建了vpn网络，确保大家线上的沟通不被追踪到。

就在这个团队意识到他们将会无限期的为车臣的逃离者提供庇护时，他们建立了一套系统，其中包括 “隔离” 。新到来的幸存者会被安排单独住在一个公寓里，工作人员会对他的精神、生理状态、特别是可信度进行评估（将他的叙述和其他人的故事对比）。有时也会试着判断他是否和中心其他人有过性关系 - 这是确认同性恋者⾝份最直接的方法。但即便如此，也没人使用真名。他们都按照指示呼唤对方的昵称（谨慎起见，文中出现的姓名也并非他们的昵称）。面对面的交流也限定在不超过6人。我跟一个治疗师聊天时，他抱怨说，即便他偏好用团体治疗的方式来治疗创伤，他也不得不单独跟幸存者交谈。

一些安全举措来之不易。5月的时候，Baranova正帮助一名拉拉和她的丈夫到莫斯科。她的丈夫是男同性恋，和异性同性恋者结婚是车臣同性恋者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他们的关系紧张，一离开车臣，两人就打算分开。这名拉拉很恐慌，害怕家人会继续找她，Baranova就安排她离开俄罗斯。在约定好见面的几个小时前，她收到了这名拉拉的语音。Baranova还存着，我觉得她可能反复听过这则语音消息。消息一开始有嘈杂的声响，Baranova说：“听，她听起来像在去什么地方的路上。”

消息里头她说，“我要把这号码注销掉，但是如果你收到这个电话的来电，不要接，再见。”

Baranova去了商定好的地点，等了几个小时，这名拉拉一直未现身。六月中旬，有消息说她死在了车臣，很明显是死于肾衰竭。她的朋友猜测，她是被家人下了毒。人权活动家称，女性并不是这场清洗运动的目标人群，正如其中一位活动家指出的那样，这本身就是一项彰显男性自由权力的运动。女性无法擅自离开车臣，工作也好休闲也好。当女性因性向而被锁定时，即便有人在别处提供帮助，她们也无处可逃。

Vinnichenko是俄罗斯L.G.B.T Network的主席，四十四岁，红色卷发，佩戴金丝眼镜。前几年她还是俄罗斯北部联邦大学的副教授，这座大学位于Arkangelsk，在那儿她管理着当地的一个LGBT组织，英⽂叫做 Viewpoint。2012年那场政治镇压开始的时候，她被拉到法庭，被指控未能将Viewpoint合法登记。当地媒体还大肆报道她的消息，声称她所在大学的校长和她过分亲密，为她的同性恋宣传运动作掩护。一名男同性恋同事被开除后，Vinnichenko也辞职了，搬到了莫斯科和她常年的伴侣（一名起重机操作员）同住。

Vinnichenko用一种乐观的语气，跟我讲述了自从开始接收车臣的同性恋者以来，她一次次心碎的故事。她听他们倾诉，见证他们的泪水，甚至自己也嚎啕大哭，当然也有极度羞愧的经历。“我要去帮助的第一个小伙子，我们约在街上碰头，他穿了件头套衫，帽子遮住了脸，我只能看到他的胡须，”她说道，“是那种胡子——嘴巴上面没有小胡子，但下巴一圈都毛茸茸的那种。”她边说边在自己的下巴周围比划，“接着我们进了电梯，门关上，我看着他的胡须心想，他刹那间就可以将我捅死，没有人会知道。我过去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就是这么严重。当然了，最后发现，他是最乖的那一个。” 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包括美国和欧盟成员国，对俄罗斯的LGBT组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言辞和经济上都是。“我们一直和这些大使馆合作，他们会不停来电，询问我们的工作，”Vinnichenko告诉我，“所以我过去很确信，当这种几乎可以说是种族屠杀的事发生时（尽管严格来说不算种族屠杀，但也是反人类的罪行），我们可以很快获得人道主义签证。”不过这些活动家只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西方国家对难民的同情开始出现危机，尤其是对穆斯林。大部分的使馆代表都立马说，他们帮不上什么忙。

Vinnichenko最近陪同一个车臣小伙参加一个西欧国家大使馆的面试，他们答应过会发几张签证。面试似乎进展得很顺利，但Vinnichenko告诉我，面试结束的时候一名官员跟她讲，这位小伙感染了HIV，比较难办，他说，“你知道，这病治不好，谁会为他的治疗买单？我们的纳税人吗？”

25岁的Azamat从不私见其他车臣同性恋者。他往返于Gronzy和莫斯科，做过保安，后来也做过修理工。他只在莫斯科会见网友，并且只在人多的地方见。不过有一次例外，在一个封闭的车臣同性恋网络社区上，有个人的网名叫马塞尔·普鲁斯特。Azamat很喜欢普鲁斯特。这个人的真名叫Shamil，住Grozny和圣彼得堡，他是学文学的。他和Azamat还都迷恋“垮掉的一代”，尤其是凯鲁亚克。

三月中旬，Azamat和朋友在Grozny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里头的人说：“这有具死尸，他手机里存了你的号码，过来帮忙确认他的身份。”来了一辆车，Azamat就被铐了起来，被带到一个⼤院，据他描述，那是一座在绿色大门后掩藏的红砖城堡。

有人带着他走过一个走廊，走廊上排满了人，他估计大致有40人，年纪在16-50岁之间，大部分都带了手铐。到了办公室，两人问他是否认识叫Shamil的男人。Azamat说他有个表哥叫Shamil。他们便让他看了一张照⽚，说这个人自称普鲁斯特，并问Azamta为什么这个人的手机里会有他的联系信息。Azamat回忆说，“我当时告诉他们，这个人之前是修手机的，我正好有一部三星手机屏幕坏了，拿给他修。” Azamata佯装摸不着头脑，假装对方的指控是因为他是伊斯兰国的信徒而非同性恋者。他知道装出完全不能理解对方指控的样子会是最佳的逃脱办法。“我告诉他俩，我参过军，哥哥是一名Kadyrov战士，我偶尔也抽烟，肯定是个很烂的瓦哈比。我说得一切都是真的，还特别提到我一个表哥被圣战分子杀害。”最终他们放了Azamat，警告他说很有可能再传唤他。

第二天他们又来找他。Azamat正和一群朋友在公寓楼外，他们让每个人都交出手机，屏幕解锁。 Azamta悄悄地挪到一边，飞奔逃离。他去了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人在车臣第二次战争时被拘禁在一个俄罗斯的军营里，和Azamat的表哥住一间牢房。Azamta对他说：“他们拿了我的手机，我手机上有ISIS的视频和训诫，请带我离开这儿。”这个男人就驾车带他离开了车臣，Azamat上了去往莫斯科的巴士，车程约27个小时。到了莫斯科后他跟一个密友同住，他是俄罗斯人，直男，对Azamat的私事从不过问。两周半后，Azamat才小心翼翼地跟LGBT Network联系。

“有人说，是Shamil告的密，”Azamat跟我讲，“但我觉得不是他，他也没有联系过Network。我怀疑他确实死掉了。”我遇见Azamat的时候，他正打算飞往巴黎，是Vinnichenko争取来的第一个可以去西方国家的签证。他全部的行囊只有一个背包，从车臣逃来的时候，他两手空空。法国一家LGBT组织会派人在巴黎机场接他。

第二天下午，我在莫斯科法院见到了Baranova。来自全世界的人权活动家们收集了上千份签名，联名请求调查这次车臣清洗的罪行。5月11日，一个小团体在莫斯科进行游行，向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递交这份申请。签名文件被储存在移动硬盘里，但有几个人仍然扛着又大又空的盒子，象征里头装满了大家的签名。游行人员很快被警察逮捕。几周之后，有两名活动家被指控组织未经许可的游行。（最终，一位被罚1万卢布，约两百美元，另一位的案子还在继续。） Baranova担心，Azamat没能现身巴黎机场。他之前短信说他已经乘上了飞机，但到了早晨，巴黎那边却说Azamat还没有过海关。最终Azamat回复说，他滞留在护照检查处。“你可不知道这些警察怎么对我的，他们几乎要打我了。哪里的警察都一个样。”

“你很快就会得救了。”Baranova回他。

Azamat在巴黎机场呆了约七个小时。人权活动家一直都试着将他们的目的地国家保密，因此当Baranova接到来自法国媒体的电话时，她有一丝畏惧。逃离到法国，保密工作尤为重要，因为法国有许多车臣侨民。不过，几小时后等到Azamat终于安全过了海关，他自己却想要跟法国的记者对话。他们迅速地报道了这则新闻，第一位来自车臣的同性恋难民抵达了法国，并且很快就会有更多。另外一项安全协议也很重要。Baranova一直恳求这些难民不要给家里去电，但总是很失望。大部分的难民到达目的地后都说再也不会相信任何车臣人。然而他们几乎刚一到达就会用新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把自己和他人一同暴露在可能被追踪的危险境地。面临获得签证的重重不确定性，有一些幸存者甚至从莫斯科回到了车臣。其他人则开始和家人协商。有一位母亲来到莫斯科看她的儿子- 他们见面的地方不在儿子的安全住所 - 她乞求他回家。母亲答应儿子要为他找个媳妇，但是据 Vinnichenko说，她另外几个儿子威胁要杀死他。Baranova总结道：“就是这么回事，家庭中有人希望他们能走回正轨，有人则只想清除他们。”

这些幸存者仍然会给家里打电话。怎么不会呢？“眼前一团迷雾，身后一座空牢笼”，他们的治疗师引用Osip Mandelstam的诗对我说，“首先，他们失去了家人，感到被生活抛弃了，因为整个宗族都拒他们于门外。其次，他们是迫不得已同家庭、财物、往往还有妻与子分离。但除了这些创伤之外，过去的创伤同样徘徊在他们心中，包括以前的战争。”我采访过的一些人会在不经意间提及，还在孩童时，他们就被飞溅的弹⽚伤过，或者有家人在战争中罹难。Azamat记得蹒跚学步时和家人在Grozny游⾛，他们的房⼦在一场炮弹袭击中被烧毁，不得不另找住处。治疗师列举了诸多创伤的来源。在1944年有过一次驱逐，整个国家的人都坐着牛车，被发配到中亚 - 只有一半的人存活了下来。接下来的是几十年的流亡生活，以及想重回家园的挣扎。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家庭变得更为重要，作为稳定生活和身份认同的来源。

Ali正投入到他的第一段同性恋情中，和他八年前在莫斯科认识的一个男人。“我们一起过周末，像在天堂一般，”他告诉我说。离开之后，Ali答应他会保持联系，不过Ali清楚，自己在撒谎。他刚回到车臣，就换了手机号码。我们见面的前几天，Ali还在一家莫斯科的gay吧碰见了他。Ali说，“他看到我，泪如雨下。当晚他收留了我。”这个男人跟Ali穿越了大半个莫斯科来见我，但因为中心不接待来访者，我们不能在Ali的安全住所见面。在来的路上，他们俩去了一家商店。Ali说，“他见我舍不得摘下戒指、手镯，就买了这些送我。”Ali现在手上戴的首饰似乎令他目眩神迷：一只皮革带鑫的手镯，一枚面上似弯曲指甲的银戒指，还戴了一枚编织纹路的戒指，看起来又笨重又男人，但Ali却说，“在车臣要是戴这个我肯定逃不了。”

Ali在谈话中哭过两次，一次是他回想起那次遭捕又被释放后和四岁女儿的团聚，一次是他开始设想在西方国家未来的生活。从此他便可以坦然地生活，他说过，他宁死也不愿再隐藏了。他打算打电话给妻子，向她坦诚一切，如果妻子愿意继续跟他在一起，他会把她和孩子们一起接过来。他说，妻子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愿意和他继续生活。

我跟Ali聊天之际，一名叫Adbulla的20岁小伙走进了厨房，他说：“我带了点又红。”他的嘴唇被黑色的胡须围着，别扭地涂成了亮红色。在车臣经历了一个星期的拷打后，Adbulla活了下来，并被遣返回家，受家族的监督。由于担心父亲会杀了自己，他逃跑了，带了两件T恤，一条裤子，和他最爱的书（俄语版《壁花少年》）。跟其他一些同性恋者一样，他也会出现间歇性肌肉筋挛，很明显，这是遭受电击后留下的后遗症。他的手指偶尔还会蜷缩。

Abdullah告诉我他想去加拿大，到了那儿，他要学英文，做一名变装舞者。还在孩童时代他就悄悄地穿⼥装了，并在Grozny的公寓里为朋友们表演。不过他到加拿大的第一件事，是要拍一则公益⼴告。剧本他都想好了：

开头一幕，有个男人躺在尘土满布的地板上，他被殴打过，脸上还看得清剩下的妆容。他穿着黑丝袜，上身裸着。

Abdulla描述第二个场景时，开始使用第一人称。“一群LGBT人士走进来，他们把羞辱我的那些人绑了起来，然后扶我起⾝，带我出去。”

第三幕，他开始用修饰女性的形容词（译者注：俄语词性分阴性、阳性、中性）来描述自己。“外面有人群聚集，他们一直傻盯着。我走出人群，脸上有血迹，但并不失尊严，我还踩着高跟鞋。有个女孩挥动彩虹旗，我拿了过来扛在身上。他们当中有人向我掷石子，但我只顾着往前。最后，一辆豪华轿车在等我。我上了车，对人群做出一个下流的手势，绝尘而去。”

长按二维码关注GS乐点

微信号：gayspot

网站：www.gayspot.cn

投稿邮箱：[e-mail]

合作QQ:1531514762